《兄弟》：非凡卓越

                                                      《今日法国》2008年5月24日

    有一件事是众所周知的——余华在这部巨著中讲述了一个动荡、纷乱的当代中国的故事，以及那些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代人的内心感受。这就是这部书名为《兄弟》的宏篇巨作所全部关心的话题。它讲述了今日中国两兄弟的苦难命运：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文革”遭受红卫兵的折磨，尔后，他们则成功而勇敢地弄潮于20世纪后期的经济开放浪潮中。
    兄弟之一的李光头（因为头发剃光而起的绰号），在动荡环境下，就像文森特•博洛雷、伯纳德·阿诺特、弗朗索瓦·皮诺特的成功一样，他成为了亿万富翁。另一个兄弟宋钢，则被新经济热潮卷走，迷失自我，以至为苦苦追寻社会成功而丧失性别身份，沦落至贩卖化妆品的不幸地步。通过这两种人生轨迹，我们看到了整个刘镇，乃至整个民族的苦难与不幸。例如，我们看见了那些所谓的“阶级敌人”遭受如此这般的虐待，原因仅仅因为他们是小地主的后裔。在叙述中国改革后的惊人图景时，余华让读者不断去感受千年帝国在几十年间发生的不可思议的巨变。他成功地完成了一项壮举。小说混杂着血液、鼻涕和眼泪，直至给读者以怪诞的感觉。

                                                          弗朗索瓦

       《兄弟》：当代中国的史诗

                            法国《书店报》2008年6月至7月

    这本书预示着一个事件：余华作为新生代作家的一员，他指着自己的鼻子和我们一起分享中国这个迷人国度的最崭新的历史。借此机会，我们也可见识这个天才作家以及他那魔法般的讲故事才能。 

    尽管有很多小说家往往已经涉及了文革时期那段可怕的历史，但在探索当代中国文学上，这本书标志着一个新的台阶，因为它延伸至中国的最近几年，讨论了狂热发展的非凡数十年。如此狂热的发展一方面让中国大众醉心于获得知识和认识现代化，但另一方面有时也会被最为粗野的行为所伤害和重创。
    这本厚重的小说（不少于700页）讲述了两个异父异母兄弟——李光头和宋钢的故事。他们在文革初期沦落为孤儿，随后他们的命运背道而驰，但同样代表了发生在大多数中国公民身上的故事：某些人迅速而令人惊叹地成功；而另一些人则尝尽苦难和失败，为了中国社会的伟大“飞跃”而被淘汰。因此，读者满怀感情地追随着这两兄弟的命运:他们偶尔精彩的感情生活，他们的成功与挫折。
    在这本书中，读者还会发现昨天和今天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这是特别令人兴奋的：目睹一个国家的变化，看其经历文革到现代文明，已经过去的20世纪， 似乎还能看到19世纪初期昏睡的中国，以及如我们所知的，中国正以无限活力地苏醒了。李光头和宋钢所居住的刘镇，它就是象征中国过去20年发展变化的一个完美缩影。
    余华向我们展示了人民如何生活在国家的变化中。人们不再关心疯狂发展所带来的生态和人道灾难，这场疯狂发展无视人道以及世俗的历史传统而在其进程中瘫跨。阅读这本著作时，让作者为我们讲述故事时的那种不可否认、清晰的愉悦感，最使读者为之震惊：人物死亡，众生浮现，一幅幅场景以矫捷步伐紧跟其后，读者有时为之落泪，有时又大笑不止；故事中创造是永恒的，想象力无穷无尽，滑稽、荒唐和拉伯雷式的粗鄙玩笑伴随着尖锐的悲剧色彩、多愁善感或是十分简洁的诗意。读者飞快地翻阅着书页，自然不需要花上与余华写作同样的时间。

                                             安托尼·佛伦

      在深受打击的世界中深受打击

                               法国《读书》杂志 2008年5月

    从事写作前，1960年出生于浙江杭州的余华是一名牙医。他技巧娴熟，深谙用牙钻发出吱吱声的艺术，而他的作品也是中国文学中最为尖锐辛辣的。人们通过Actes Sud发现了这部作品。该出版社已经出版了余华的《世事如烟》，一个极端暴力的世界；《许三观卖血记》，一幅用四十年卖血史来绘就的农民壁画；以及《古典爱情》，一个残忍的故事。

    在《兄弟》这部不朽的小说中，余华找回了他的讽刺激情。他说：“《兄弟》是两个时代相遇后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
    在这个陷入双重僵局的故事迷宫中，小说家讲述了两个异母异父兄弟的故事。宋钢，愚钝老实；李光头，则以无耻钻营充分利用20世纪末期的经济动乱中的良机。他们成长在一个父亲遭受红卫兵折磨的家庭中。此后他们不得不吞下苦水，参与清扫四旧的腐朽事物——思想、文化、习俗和传统……而当文革结束后，《兄弟》的两大主人公各有其的命运，“在深受打击的世界中深受打击”。这个世界充满极度的暴力与放纵的欲望，混合着腐败和色情；对这个世界余华根本不存希望。

                                                安德烈·克拉韦尔

 李先生不可阻挡的崛起

                                             法国《图书周刊》 2008-3-28

    在某些方面依旧保守的今日中国，《兄弟》于2005年和2006年先后出版了上下两卷，引发了不同的读者反应。有些人赞扬这本有如宏伟壁画的小说（上下卷两本小说在法译本收录单卷），真实地再现了从文革到我们这个时代这段中国历史。凭借其振奋人心的发展进程，由李光头扮演的小农户从一无所有、数次沦落为孤儿，最终成为反复无常的红色亿万富翁，甚至想要到太空遨游一番！
    但是其他文学批评者对于余华讲述故事所运用的极端现实主义感到十分的震惊。读者在这本书的开端就能看到一种挑衅色彩的倾向。书打开序幕时，少年的李光头因为偷看公厕中正解便的女人屁股而被逮个正着。对于他本人和他可怜的母亲李兰是一个耻辱，而李兰不再真正为他感到耻辱了。她的第一任丈夫，即李光头的亲生父亲，也是犯了同样偷看的勾当：他掉进了粪坑，并淹死在里面了。有其父必有其子……
    李兰与她的第二任丈夫宋凡平有了更多的幸福机会，他温和而高大；他的儿子宋钢成为了李光头的兄弟。一个家庭重组起来，似乎一切都是幸福的。直到宋凡平因为“地主”的罪名在文革大潮掀起时被红卫兵所逮捕，受到百般折磨，在残忍不堪中死去。这些余华都非常详尽地叙述到。这是前所未有的——人们不习惯在一个中国国内作家的笔下读到这样的故事。随后李光头（后来成为李先生）的命运成了对宿命、野蛮和不幸的可怕报复。
    1960年出生于浙江省杭州，余华现在居住在北京。在1983年完全投身写作之前，他是一名牙医。尽管无法解决翻译问题，但他拜读司汤达、普鲁斯特的著作。他是一名多产作家，已有七本书在法国出版，其中1994年出版了《活着》（袖珍书，巴别塔）。《活着》被张艺谋搬上银幕。这部电影，连同著名的巩俐，出现在了1994年的戛纳电影节上。

    余华来到巴黎发行他的新书。人们渴望一睹余华本人，因为他无疑是最具光环效应的人之一，在年轻的中国当代文学中最具独创力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中国文学已经在我们中间传播了。
    《兄弟》是一部迷乱而狂热的小说，它拥有滑稽奇妙的情节，其中的幽默讥诮遭到了最为苛刻的质疑和指责。这是法国读者所知的余华最为伟大的一本书。《兄弟》是一部杰作。

                                             让-克劳德·皮埃尔

说明：一些研究者希望我在自己的博客上提供更多的资料性内容，尤其是国外针对《兄弟》的评论，为此专门设立“《兄弟》在国外”栏目。首先从法语世界的评论里选择一部分刊登，以后将陆续刊登日语、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德语的评论。

   中国的传奇之旅

                                             《卢森堡日报》 2008-6-25

    余华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作家之一。他于1960年出生在浙江杭州，23岁时开始写作。我们从法译本《世事如烟》、《古典爱情》、《在细雨中呼喊》，特别是1994年出版的《活着》认识了余华。《活着》因被张艺谋改编拍成电影而大受欢迎（该电影获得了1994年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它讲述了一个男人的人生，他跨越了中国从国民党到后毛泽东的时期。这是余华第一次用这部小说来讲述个人在一个很长时期内的命运。在《兄弟》中，他加强了叙述个人活着的坚毅方式，他们被命运压迫，屡遭不幸，却仍期待美好的明天。
    这部700多页的小说恢宏庞大、雄心勃勃，这部杰作在其讲述中包含了一代人的全部希望：战胜饥饿，根除暴力，完成经济转型以及命运转换。《兄弟》以一种惊心动魄的美，形象地展现了粗俗而慷慨的李光头和愚钝而忠诚的宋钢。他们虽不是亲兄弟，但从文革时的童年起，生命就至死捆绑在一块。
    他们成年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由于理解现实世界的方式极度不同，他们走向了各自的道路。李光头，这个不寻常的小无赖，充分得利于中国的新形势；而宋钢，落后于时代，无法适应时代变化，沦落为失败者，任人虐待。李光头粗俗、聪明，拥有巨大的胆魄，他是行径难以捉摸的现代企业家，性格复杂，唯意志论者，暴力组织的头目，读者可在马丁·斯科西斯的电影中联想到这种人物，他们通常拥有无穷的能量。作者在描绘两个兄弟的冲突当中，展现了一幅从20世纪60年代到今天的中国社会的完整图景。
    当然，这一切可能听起来学术化。如果余华的作品没有上升至史诗的高度，就不能以超妙的思想性冠之。小说无法用平面方式来展现现实，而作者的优势是相信文学想象力的强大。令人惊讶地是，在《许三观卖血记》之后十年，创造性地写在两个时期的这部小说，交替悲剧与喜剧章节，将故事转化为预言，是名副其实的一次从文革到今天开放时期的中国的传奇之旅。

                                                   让雷米·巴朗

说明：一些研究者希望我在自己的博客上提供更多的资料性内容，尤其是国外针对《兄弟》的评论，为此专门设立“《兄弟》在国外”栏目。首先从法语世界的评论里选择一部分刊登，以后将陆续刊登日语、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德语的评论。

异国故事:在一个中国淫荡者身上的谵妄故事

                         蒙特利尔《义务报》 2008-7-12

    从未有过这么一个家庭故事如此构思得当、如此谵妄狂热、完全不敬的，可以把人逗趣到又笑又哭，也从没有人向我们传达过这样的一个中国。在邓小平时代之前，红色革命文学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在邓小平执政后，文学最终复兴起来。经过十年的沉默，余华这个以孩子王式的淘气而闻名的作家，交付给公众一部拉伯雷式的宏篇巨作，受到广泛讨论。
    Actes Sud的按语嗅到了这件佳事，首个用西方语言翻译了这本书。但为什么选择“Brothers”作为标题呢？中文本中，余华的小说名为《兄弟》，即为法文“Frères”。 Brothers在原版书面上以副标题形式出现，但在两卷上（2005年，2006年）未出现英语或美语。“此外，不需共同商讨，我们意识到意大利翻译学者也做了同样的选择。”编辑兼翻译家伊萨贝拉·拉布连眉头也不皱地向我们明确表示。

    故事里的两个异父异母兄弟生长在文革时物质极度匮乏中的一个勉强维持生活的重组家庭里。父亲试图掩盖落入红卫兵手中而遭受的虐待，他编造令人发笑的谎话——就像在《美丽人生》中的罗伯托·贝尼尼。然而，造反派最终还是在革命的名义下将其殴打致死。惨酷至极的是，在遗孀声泪俱下中，必须打碎他的两个膝盖以配合廉价、过短的棺木。
    小时候，李光头和宋钢就发誓一生永远都是兄弟。在他们的家乡，人们在孩子幼时就能看出善行恶举了。李光头既是一个出色的骗子又具有惊人的野心。他的恶作剧是令人无法想象的。这个小滑头让我们进入了资本主义的领地，这是超越小说本身以外的。与此相反，相貌英俊的哥哥宋钢则谨小慎微。
    当那个发情青年多次向镇里最美丽的女人求爱失败时，兄弟间的裂缝紧随其后。求爱的策略重现了卓别林的喜剧。最终却是胆怯害羞的宋钢赢得了美女。在结扎输精管后，李光头就开始从事许多事业，使其成为90年代的克拉苏斯（罗马最富有的奴隶主——译注）。不再有人抗拒他的财富。他的声誉如日中天，这归功于这个土皇帝组织的处美人大赛。他的老朋友都从中得到回报。在中国，在made in China的帝国里，一切都可能发生！

    作为医生之子，余华放弃了牙医的电钻而投身于写作中，因为一系列翻译而闻名于外，其中《活着》这部新现实主义小说在1994年被张艺谋（巩俐主演）搬上了银幕。还有一些关于病人们不停地变得贫乏的病态故事应该被称为“死亡”。其他同样带有阴郁色调的题目表示不出像《兄弟》般的滑稽，也无法揭露现实的残酷。
    令人惊讶的是，2005后的审查并未封锁了这部悲剧。它便利于中文阅读，因为书中的词汇即为引车卖浆者所使用的。外国记者在亲华人士的影响下对作品作了很好的宣传。倘若不是因为语言晦涩，给700余页的汉字上索引是很容易的。那么，与拉伯雷相比又如何？ “当我们长时间沉浸在这样一本书里，就很难进行比较了”，伊莎贝拉·拉布与安吉尔·皮诺合作翻译的15个月后对我们这样写道。
    余华在创新上给予了我们后奥运中国的希望。我们的中国朋友重复对我们说，这个48岁的同志没有展现中国最美好的一面。对极了！但是这也该是文学从“无产阶级专政”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

                                                        朱尔·纳多

说明：一些研究者希望我在自己的博客上提供更多的资料性内容，尤其是国外针对《兄弟》的评论，为此专门设立“《兄弟》在国外”栏目。首先从法语世界的评论里选择一部分刊登，以后将陆续刊登日语、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德语的评论。

        一个女人考验下的兄弟情谊

                               比利时《晚报》 2008-7-11

    余华大胆使用残酷、幽默、善良和悲剧的元素。小说《兄弟》追述自文革以来中国的变化。

   “写作就是这样奇妙，从狭窄开始往往写出宽广。”余华在后记中写道。他在计划写另一部小说。

    与余华书名相反，李光头和宋钢并不是亲兄弟。李光头的母亲嫁给了宋钢的父亲。李兰与宋凡平疯狂相爱，矢志不渝，直至宋凡平突然过世。李兰让宋钢发誓永远要保护李光头，他的小儿子，“妈妈，你放心，我会一辈子照顾李光头的。只剩下最后一碗饭来，我会让给李光头吃；只剩下最后一件衣服了，我会让给李光头穿。”而李兰则回答说，“最后一碗饭你们兄弟分着吃，最后一件衣服你们兄弟换着穿……”

    如若公平，对于这两个发誓为兄弟的孩子来说，未来本是不存在问题的。然而，机遇青睐无耻贪婪的李光头（他成为镇里的财富支柱），而保守、胆怯、善良天真的宋钢则在阴影和不幸中度过一生。

    余华利用《兄弟》的故事来叙述中国的故事。文革的开始，让两兄弟的情谊更加紧密。大量年轻人因为所谓的革命特色，他们绞断宋凡平（前地主）的脖子，而这俩孩子还高喊着“领袖万岁”，尽管如此，他们已足够大了，在他们探视关押在监狱里的宋凡平时，能够感受到宋凡平的痛苦。

    此时，李兰正在上海接受治疗。为不使李兰担心，宋凡平去信宽慰（尽管自己左臂被缚，右手也要给她制造一种光荣假象），因而李兰并不怀疑发生在刘镇的一切。没有什么比她的归来更加的残酷。她的前夫，即李光头的父亲，在她怀孕的时候，无比羞耻地、愚蠢地死去——当他偷看女人屁股时掉进粪池。同样的一种姿势在十五年后被李光头所复制，只是后果不那么严重而已。

    明显地，在这个事件中有一些荒诞滑稽的东西。即使如此，正如余华在小说前言所证明的：“现在女人的光屁股不值钱了，……在过去可不是这样，在过去那是金不换银不换珠宝也不换的宝贝，在过去只能到厕所里去偷看。”

    矛盾贯穿始终、荒诞与悲剧共存，使得《兄弟》十分有力。某些场景，如李光头组织处美人大赛，成千上万妇女因此争相购买人造处女膜，不论是否人工，种种都让人苦笑不堪。当我们推此及彼，就会揭露出人类终极的审美观。

    必须承认，700多页的纸张不可能一口吞掉。有时，我们会觉得很难理清人物（围绕着两兄弟的刘镇居民：赵诗人，童铁匠，苏妈，余拔牙……尤其是美人林红——她的屁股叫李光头看了去，也是分离俩兄弟的关键）。

    《兄弟》不失灿烂，波澜壮阔，发人深省。透过这两种命运，看中国社会的动荡。抑或，从两个中国，以此为依据，窥其传统、视其雄心。这两个中国相互冲突，相互分离，且又试图相互调和。余华向我们讲述中国的偏激、矛盾和踌躇。

    读者倾向认为，最为震撼的场景发生在小说的上部，导致李兰死亡的场景。文革的残酷，致使无人幸免。误导主宰了一切。然而，到了一切变得无法忍受时，余华仍不停止：他继续奋笔。

    李光头和宋钢的成长建立在最为普通又最为痛苦的童年时期。其中之一很快忘记了自己的誓言。当他想起时为时已晚。荒诞和悲剧，爱情和悲伤，美丽和痛苦交织在一起，直到最后一刻。

                                               阿德里安娜·尼日特

说明：一些研究者希望我在自己的博客上提供更多的资料性内容，尤其是国外针对《兄弟》的评论，为此专门设立“《兄弟》在国外”栏目。首先从法语世界的评论里选择一部分刊登，以后将陆续刊登日语、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德语的评论。

      一部叙述中国的庞大的流浪小说

                                 《自由比利时报》2008-5-30

    真正的艺术家总是无所畏惧，他们不惧怕庞大的现实、突兀的真相，不惧怕融汇庸俗和经典。余华，这位或许可称为当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亦不向它们屈服。Actes Sud发行了法译本《兄弟》，这部巨著叙述了中国四十余年的历史：从文化大革命到当代的经济开放。“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他说，“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

    余华认为，红卫兵的狂热对比着当今经济开放的狂热。今日公然的不平等，富人的贪婪与新兴富者的庸俗，共存于这个疯狂的现实里。

    当过五年牙医的余华曾说，他并不害怕恐惧，“我看过一万多张张开的嘴巴，那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
    不要对阅读政治分析或历史事实抱什么指望。余华叙述了几十年来命运截然不同的两个异母异父兄弟：李光头，聪明狡猾，贪恋金钱与美色，成功地成为中国巨富之一；相反，宋钢，文质彬彬，品行正直，而地位低下，在历史加速度的进程中粉身碎骨。

    在700余页里，余华，用一个极具有流浪文学色彩、拉伯雷式的、庞大的叙述，向我们展开了他们的故事。无所畏惧地，没有闹剧，没有庸俗，没有伟大的情感，没有粗俗淫秽，也没有诗情画意，因为它超越了一切，使之成为一部伟大的小说，而这是巨变中国引发的景象。

   小说开始于刘镇少年李光头的丑闻。他在公共厕所里偷看五个女人的屁股，其中包括美女林红。童年时，他已经在镇里的桥栏上摩擦了。然而，文革带给他的是随之而来的屈辱和折磨，直到宋钢父亲过世才结束。
    余华生活于小镇，与刘作家、赵诗人、余拔牙和童铁匠一样。在那个时期，幸福即是一碗三鲜面或是一小撮大白兔奶糖。
    小镇慢慢开始富裕起来，美丽的林红选择了平淡无奇的宋钢，而不是不屈不挠的李光头。而他们的幸福在于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穿梭在小镇里。
    尽管一切正在加速发展，可是承诺和幻想处于支离破碎状态。李光头以闪电般的速度发家致富：他从日本收购数以万计的二手西装，从而取代了中山装。他投机收购，成为巨富，以至梦想坐在卫生间的镀金马桶上，成为遨游太空的中国第一人。
    这篇小说由70多个章节构成，充满了曲折，这里无以言表。恢弘场面如李光头举办的处美人大赛，展示给媒体那些修复了处女膜的假处女们、贩卖人造处女膜的商人以及“测试”处女的评委。而穷人宋钢则沦落至贩卖男性保健药，做丰乳霜生意。
    极度粗俗，是吗？无可否认，部分是，但余华如是说，将人性巨大的悲痛、强烈的情感与这些场景混合起来，这很好。更重要的是，在余华看来，今天的中国不乏于这些狂热与粗俗。一切皆有可能，一切都可致富。而来自古代中国关于处女之谜一向是存在的。

    讽刺成为更好理解现实的一种工具。余华说，“文革的时候，我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社会，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是疯狂的。但经济的飞速发展也是疯狂的，很多人富裕起来后又不知道该干什么。如果你想谈论现代中国，就必须了解历史，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那个年代，没有个人舞台，现在人人都有机会上台，每天都能看到他们在秀自己。”中国已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如果想要了解中国的今天，就必须了解文革”。《兄弟》在中国引发了巨大的成功，奇怪的是，在那里它没有受到阻挠。

                                                        Guy Dupl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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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四十年聚焦了西方四个世纪

                               瑞士《时报》2008-5-24

    这本书非常简单地称作《兄弟》，用中文即为Xiongdi，法语即为Frères。众所周知，它们都包括兄弟姐妹，“弟弟”和“哥哥”，以至最后都称为兄弟。这是发生在一个小镇的故事，两兄弟因为他们各自父母的爱情而偶然相聚。书中每一个章节都环环相扣，近700页，刘镇的一切——可以想象——推而广之，几乎代表了余华这一代人的中国。余华1960年出生于浙江杭州，位于中国的腹地，他是当代中国伟大的作家之一。张艺谋改编拍摄了他的一部小说《活着》（袖珍书籍， 1994年）。《兄弟》在中国于2005年和2006年分别出版了上下部，均取得了巨大成功，销售近100万册。
    这是一部大河小说，因为它编织了数十人的生活，从1960年代延伸至今。它也是一部休克小说，因为它描述了西方人不可想象的动荡万变：物质极端贫乏，植根于思想束缚的社会现实，以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专政，当它们走向结束后，暴力与狂热以另一种方式被完全释放出来。在他的后记中，余华说道：“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最后，它还是一部具有流浪文学色彩和滑稽文风的小说。它被赋予了丰满的人物形象。李光头同时具有粗俗、好色、好斗、滥情、想入非非和慷慨的特点。他是街道顽童和孤儿，最终成为富商，具有创造力和愈加狂热的坚韧梦想。从悠游自得地享受用屁股故事巧妙换得的三鲜面，到成为中国第一个遨游太空者，以及狂热的处美人大赛，所有的故事，栩栩道来。
    李光头，尽管荒谬地被称为“李光头”，在其地位上升的同时，“兄弟”俩的命运却分道扬镳。宋钢，他的异父异母兄弟——与其完全不同的形象——一个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男子，处事正直细心，更弥足珍贵的是他的眼神：“宋钢是我的兄弟，就是天翻地覆慨而慷了（摘自毛泽东的一首诗），宋钢还是我的兄弟，你他妈的要是再敢说宋钢一句坏话，我就……。”这对小说里的兄弟被同时赋予了令人生厌和令人喜爱的性格特点。余拔牙，童铁匠，关剪刀，张裁缝，王冰棍，刘作家和赵诗人，他们全都包围着李光头，或阻碍或帮助。他们来自“群众” ——理解“人民” ，组成了“良民”。余华从刘镇“群众”里塑造了一个个丰富的人物形象：他们有时是凶残的民众，不断增重人间的痛苦；有时寻乐子，容易被误导且迅速着迷；他们说长道短、助纣为虐，陷他人于不幸。
    在所有这些“兄弟”中，在主要的两兄弟之间，余华按照传统设置了一个女人，万人惊羡的林红，一个浪漫的美人，同时拥有强烈的肉体激情。她引发悲剧，最终揭示了在这个没有准则、必须循序渐进的世界里一切选择都是荒谬的。
    一个伟大的汉学家习惯对学生们讲一个笑话：“在中国，一切都是真的，其对立面也是真的。”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余华的小说，在其小说中，折磨和奢侈，利欲和害羞，慷慨和痛苦，悲剧和闹剧不断发生碰撞。而小说风格也确是如此，借助喋喋不休的诅骂“婊子”，“王八蛋”也在小说里被常用的。与此同时，小说又不断引用文学经典和民间俗语，挪用毛泽东语录和大型游行示威口号，极尽讥讽又游刃有余。从这个角度来看，皮诺和伊莎贝拉的翻译可谓无比成功。法译版中完全体现了文中那个聪明的顽童形象，多亏这两个翻译家的博学才得以在真实的中国大背景下准确而轻松地还原原著。《兄弟》让读者身临于刘镇，让读者能够看见全景，就像史诗般，一幅且笑且哭、全方位的壮观景象，而它的复杂主题便是：当代中国。

                                                  Éléonore Sulser

“我的写作很简洁，这已成为我的风格”

去年9月，余华受邀“阅读节”来到日内瓦，而法译版《兄弟》尚未发表，我们在此背景下相遇。

时报：在您的书中，您为什么绝大多数讲述小人物？

余华：我来自浙江的一个小城镇，我就是小人物，也和小人物一起生活。尽管我的父母是医生，他们也是小人物。我与穷苦人家生活在一起。很自然地，今天我讲述的也是这些人的生活。

时报：您是如何成为一个作家呢？

余华：我成长在文革期间。我没有读过大学，那时的高中也只是读两年。我没有好好读书。80年代初，个人不能选择工作。我刚开始被分配做牙医，那时我18岁。我非常不喜欢这份工作。23岁时，我就没再干牙医，去文化馆工作了。要通过很多手续，特别是要证明我有写作才华。这是我之前没想过的，我先是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写作。刚开始时，我认识的汉字不多（大约就4000多个）。不过，这恰恰成了我写作的优点。我的写作很简洁，这已成为我的风格，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读者能读懂我的作品。今天，我掌握了一万多字了。但我还是保持简洁的风格。这是我的标志。在文化馆，日子很惬意。我赚得钱还是很少，但工作轻松很多。

时报：你写过关于卖血这样的故事，《兄弟》也同样批判色彩很浓。您没有遇到审查方面的问题吗？

余华：我的书非但没有被禁，它们还用于教学。我曾想过《兄弟》可能会有麻烦，可是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也表明，中国在进步，在不断开拓。

时报：为什么当中国富强了，社会批评还在？

余华：今天，中国有很多富人，但有更多的穷人。中国贫富差距严重，而且差距越来越大。

时报：然而，贫困人口已经减少。

余华：是的。可是我们以前太穷了，以至于我们根本不觉得富裕过。一部分人富裕起来，而剩下的更多的还是穷人。这就是《兄弟》所讨论的，文革时的物质生活精神压抑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今天的上海、北京都已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这样的过程在中国只需四十年，在欧洲却需要四个世纪。然而，中国还有很多贫穷地区依然处于欧洲的中世纪。这样的情况令我担忧。中国的高速发展破坏了环境，也造成严重的不平等。

                                                 Frédéric Koller

说明：一些研究者希望我在自己的博客上提供更多的资料性内容，尤其是国外针对《兄弟》的评论，为此专门设立“《兄弟》在国外”栏目。首先从法语世界的评论里选择一部分刊登，以后将陆续刊登日语、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德语的评论。

      历史在《兄弟》中的纵横捭阖

                                  法国《人道报》2008-6-23 

   《兄弟》是余华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一部小说（销量达百万册）。从“文革”到当代中国，主人公们沉浮于小说所展示的历史洪流之中。余华1992年发表了《活着》（Actes Sud，再版），由张艺谋改编的电影《活着》则于1994年获得了嘎纳电影节的大奖。此外，他还著有《许三观卖血记》（Actes Sud，1997年）。

人道报：《兄弟》讲述了从1960年代到今天的一代中国人的故事。您在后记中写到，“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这是理解或接近当代中国的一个信息或途径吗？

余华：我知道，从“文革”到现在，存在着很多看法和思想。这些都是历史性时刻，极其矛盾，但又密不可分的。四十年来，我们经历了一个从禁欲到宣泄的两个时期。这样的转变对于西方人是不可想象的：极端的物质匮乏、趋于爆炸的狂热意识形态、追求金钱的急剧膨胀，一切都是狂热的。今日中国经济的发展途径类似于那个时期的革命途径。这两种方式存在一个共通点：狂热——对革命的狂热和对金钱的狂热。

人道报：《兄弟》受到中国公众的巨大推崇，但你也尖刻地讽刺了某些场面。如你所说，“中国很多方面还是不容乐观。”

余华：在中国，当作家谈及过去时，没有太多的风险，而描述当今社会则风险很大。许多读者拒绝承认《兄弟》下部中的人物形象。批评家辩称全都是夸张的，女子庸俗而淫荡，文风过于放纵。我完全不明白这些人终日在干什么，他们远离社会……李光头在公共厕所偷看女人屁股，是禁欲所致，这也是文革时司空见惯的事。1990年代以来，选美比赛风靡中国，不论是大城市或是小城镇都非常受欢迎。修复处女膜手术也在不久前的中国流行过，网站和商店出售人造处女膜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当这本书2006年出版下部时，《纽约时报》的记者也怀疑有没有人造处女膜，他让助手在互联网上看看是否能买到人造处女膜。竟然发现了超过100种的品牌，而且人们在一些网络社区里讨论和相互推荐最好用的牌子。此外，近年来的发泄也取代了过去的暴力。

人道报：《兄弟》不同于您以往的小说，您认为这是您创作中的一个转折点吗？

余华：这部小说诞生了一个新的余华。我有十年时间不敢放任自我；我对自己的阅读和写作都心存疑虑。在这部小说中，你认为我是混合了雨果式的戏剧性和拉伯雷式的漫画性。也许是这样，虽然我在写作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们。这是我最重要的创作，这不仅是我的一种新小说、新文学，也是社会现实的投影。所以有经济学家用这部小说教育他的学生。写这本书之前，我不认为文学可以产生如此这般的社会影响，以致可以让读者提出关于社会问题的某些看法。李光头和林红之间的故事象征着中国人不断变化的价值观。最初时，林红坚定立场，嫁给了宋钢。文革期间，直到八十年代初，中国妇女更多选择拥有一颗“金子般”心灵的英俊男子。今天，她们更倾心于拥有像李光头这样成功人士般的丈夫。

人道报：经过30年的改革，对于（中国的）未来您有何展望？

余华：能够代表我对未来看法的也许是李光头，而不是林红和宋钢，因为后者没有未来。与此同时，变革的速度之快，也是我所担忧的。在中国，经济发展太快，而其它方面却滞后。客观地说，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在加大，人民享有自由，私人生活没有限制。随着科技的进步，互联网、电子邮件、短讯、手机等等通信变得难以控制。

人道报：他们今天想的仅仅是这些吗？

余华：八十年的改革初期，农民是主要的受益者，工人尚未经历企业破产和下岗。如今形势发生改变，不稳定因素增加，不再只是知识分子和学生的问题，如今社会问题更多地触及工人和农民。当在城里务工的农民返回农村时，他们带去了新东西，促使农村生活发生改变。
北京奥运会后我们将步入一个关键时期。电和成品油价格的调整势在必行，还有粮食和其它原材料。政府主要关注焦点仍是控制物价上涨，以及由此引发的不满。政府应采取温和与灵活而不是强硬的一刀切的政策，这是避免灾难的唯一出路。至于政治自由化，中国不能与西方国家相提并论。社会现实不同，中国的过去与西方的过去不同，今天同样会不同。

                                       《人道报》记者：多米尼克·巴里

说明：一些研究者希望我在自己的博客上提供更多的资料性内容，尤其是国外针对《兄弟》的评论，为此专门设立“《兄弟》在国外”栏目。首先从法语世界的评论里选择一部分刊登，以后将陆续刊登日语、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德语的评论。